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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是怎么组建湘军的为什么要湘军和绿营彻底断联系

发布时间:2021-02-01 10:16:55 阅读: 来源:调节阀厂家

曾国藩是怎么组建湘军的?为什么要湘军和绿营彻底断联系?

曾国藩是怎么组建湘军的?为什么要湘军和绿营彻底断联系?小编带来详细的文章供大家参考。

但是未来的新军究竟采取哪种形式呢?这是曾国藩需要考虑的第一个间题。当时,清朝统治者用以镇压人民反抗的武装力量主要有兵、勇和团练三部分。兵又称额兵,是有固定编制的国家军队,其中包括八旗和绿营两部分。八旗即八旗骁骑营,又称旗营,是满洲费族入关前建立的武装力量,共约二十五万人。绿营以执绿色旗帜得名,是满洲贵族入关以来陆续收降改编的汉族地主武装,共约六十四万人。八旗和绿营皆有兵籍,弁兵父子相承,世代为业。勇指国家临时招募的官勇,有事临时招募,事过随即遣散。

这是清政府在遇有战事而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采取的一种临时措施。鸦片战争时清政府就曾招募过官勇;太平天国革命兴起后,清政府也曾募集过官勇。江南大营悍将张国梁所统带的就是勇营,穷极恶过于绿营;江忠源带往广西的楚勇也属于官勇的性质。团练则是散布乡镇的地主乡团武装,基本上不脱离生产,属于民兵的性质。八旗和绿营都是封建国家的常备武装,团练和官勇则是非常备武装;营兵和官勇经费出于国库,团练自咸丰初年以来基本上由民间筹资,乡绅经管。官勇不同于团练,也不同于营兵,介于二者之间而又兼有二者的特点,带有半官半民的性质。

曾国藩既认为绿营兵不可用,又认为团练武装难以得心应手,遂选择了官勇的形式。另起炉灶、重建新军的思想,曾国藩早在咸丰二年底建议张亮基将所调各县练勇“改募成军”时就很明确。他在给宝庆知府魁联的信中解释采取这决策的原因说:“就现在之额兵练之而化为有用,诚为善策。然习气太盛,安能更铸其面目而荡涤其肠胃?恐岳王复生,半年可以教成其武艺;孔子复生,三年不能变革其恶习。故郦见窃谓现在之兵不可练之而为劲卒,新募之勇却可练之使补额兵。救荒之说,自是敝邑与贵治急务。

然而未来的新军究竟是什么样子,曾国藩胸中并无成熟方案,因而他在建立所谓“大团”时,仅强调“今欲改弦更张,总宜以练兵为要务”。直到这年夏天,江忠源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表示欲采取兵勇混用的办法(从各地征调绿营六千人,从湖南招募官勇四千人,组成一支万人之师)战胜太平军时,曾国藩才致信江忠源等人,指出绿营兵制的根本弊病,将其致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调遣之法不善,提出改革军制的主张。他说,“今日兵事最堪痛哭者莫大于“败不相救”四字"”,“虽此军大败奔北,流血成渊,彼军袖手而旁观,哆口而微笑”。他认为,造成这种积弊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调遣成法不善。

国藩指出,“当其调兵之时,东抽一百,西拨五十,或此兵而管以彼弁,真楚弁而辖以黔镇”,“卒与卒不习,将与将不和”3,遂造成“胜则相忌,败不相煮的风气。既然“危急之际无人救应,谁肯向前独履危地,出万死之域以博化人之一微笑?是以相率为巧,近营则避匿不出,临阵则狂奔不止,以期于身不见贼面而后快”。他认为,太平军所以无往不胜,不仅由于其纪律严明深得民心,还由于它内部团结,誓同生死,“若非练兵万人,合成一心”,断难制此强敌之死命。

因而,这支军队必须“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胜则举杯酒以让功,败则出死力以相救。贼有誓不相弃之死党吾官兵亦有暂不相弃之死党”。只有这样,“庶可血战一二次,渐新吾民之耳目而夺逆贼之魂魄”。可以说这是曾国藩对所建新军政治素质的要求,他制定军制改革的各项措施都是以此为出发点的。曾国藩对绿营军制的改革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二是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前面已经讲过,绿营兵实行世兵制度,基本上是父子相承,当兵为业,绿营子弟成年后即可随营习武,称为随军余丁,一且营中出现空额,便可补缺吃粮。

所以,绿营一般不从外面招,只有在余了不足时才自外募兵补缺。湘军属官勇性质,数额不定,全部招募,且随着形势的变化和需要的不同随时增减或裁撤。曾国藩为了不使湘军染上绿营的种种恶习,首先要求湘军在组织上与绿营彻底割断联系。认为,绿营的腐败习气已“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只有“尽募新勇,不索一卒,不滥收一弁”,“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才能“扫除陈迹”,练成劲旅他还说:“国藩数年来痛恨军营习气,武弁自守备以上无不丧尽天良,故不用营兵,不用镇将。”曾国藩规定,湘军士兵主要招募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不仅不收营兵,也不要集镇码头上油头滑面之人,更不要曾在衙门当过差的书役、背吏之类。湘军的军官,主要招聘绅士、文生充任,对政治、思想和身体条件都有一定要求。曾国藩在给朋友的信中提出四条标准,请人为他物色湘军军官。

他说:“带勇之人,第一要才堪治民,第二要不怕死,第三要不急急名利,第四要耐受辛苦。治民之オ不外公、明、勤三字,不公不明则诸勇必不悦服,不勤则营务细巨皆废弛不治,故第一要务在此。不怕死则临阵当先,土卒乃可效命,故次之。为名利而出者,保举稍迟则怨,稍不如意再怨,与同辈争薪水,与士兵争毫厘,故又次之。身体赢弱过劳则病,i精神乏短者久用则散,故又次之。”又说:“四者似过于求备,而荀阙其一则乃不可以带勇。”“大抵有忠义血性,则四者相从以俱至;无忠义血性,则貌似四者终不可特。”可见条件虽多,关键还是政治思想表现。

曾国藩选拔军官始终坚持政治标准第一的原则,只要被他认为“有忠义血性”者,不论营弁营兵、书生,都可录用。后来成为湘军名将的塔齐布、周风山、鲍超、杨载福都是营弁或营兵出身。至于其他条件,则各有高低差等,更可以在战争中磨练和培养了。为了加强对士兵的控制和湘军内部的团结,曾国藩又在两个方面做出了努力:一是加强各级军官的权力,下级绝对服从上级,士兵绝对服从军官;二是募勇的地域原则和私人情谊至上的原则。曾国藩规定,湘军的招募,统领由大帅挑选,营官由统领挑选,哨官由营官挑选,什长由哨官挑选,士兵由什长挑选。曾国藩认为,“口粮虽出自公款,而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皆若受其私惠,平日既有恩谊相學,临阵自能患难相顾”。

曾国藩还认为,营一军之中若募有两地的士兵,必然造成地区之间的不和。因而不如干脆只用一地之人,可以利用地域观念和同乡感情加强团结。所以湘军一般只在湖南募兵,又主要在长沙、宝庆二府招募,尤以湘乡最多。湘军不论在何地作战凡添新勇,都要回湖南招募。湘军军官外省人间或有之,而士兵则外省人极少一只是到了后期,オ偶尔募集少量外省士兵,以补充兵源的不足。为防止士兵逃跑,曾国藩还规定,凡应募者必须取具保结,并将其府县里居及父母、兄弟、妻、子姓名详细登记入册,这样土兵就不敢逃离营伍;即使有逃跑者,亦可按籍捉拿归案。

对于湘军内部的关系,曾国藩规定:一军之权全付统领,大帅不为遥制;一营之权全付营官,统领不为遥制。“如封建之各君其国,底节节维系,无渙散之虞。”为了保持湘军从大帅到营、哨官的垂直指挥系统,曾国藩规定,只看事寄轻重,不管官位尊卑。即使士兵已保至提镇大员,而营官仅止从九品,土卒也要绝对服从于营官。营官之于统领亦然。这样,士卒由私人关系转相招引,军官则凭个人好恶任免,官与官之间也靠同乡、同事、师生、朋友等私人感情相维系,遂形成湘军各树一帜、各护其长的风气,久而久之,逐渐变成一支军阀武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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