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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元时期的道教道教香火非常兴旺-【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16:56 阅读: 来源:调节阀厂家

是道教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由于帝王的支持,道教的香火非常兴旺。宋太祖在未作皇帝之前,便与道士有所交往。他在夺取后周政权时,曾利用符 命知道舆论,特别是华山道士陈抟,就积极为之奔走,称帝之后,对道教的发展尤为重视,召见京师的道士,请教“治世养生”的法术,并对道教的“寄褐”等陋习 进行整顿。

宋太祖之后的皇帝也非常重视道教。宋太宗继承兄长的皇位,为了说明其继位的合法性,为了安抚人心,宋太宗就要找一个很好的 借口,作一番让人信服的解释。这种借口,就是所谓的天意、神的安排,于是编排出了很多神话舆论。同时由于神权、上天、道士对于太宗的继位大有帮助,他才更 加需要以神道设教,一来表示自己不妄旧恩,二来为了更好的安定人心。一些著名道士如丁少微、柴通玄、陈抟等人皆蒙太宗召见,尤其是陈抟,颇得太宗青睐,称 其“独善其身,不干势力”,宋太宗还在终南山修建了规模宏大的上清太平宫,太宗时已经开始把道教斋醮科仪纳入到皇朝祭祀活动中。在太宗晚年,意识到皇位的 传承有阴影,于是,他又一次想到了道教与道士。陈抟又一次发挥了作用。史载:“帝(太宗)以其善相人也,遣诣南衙见真宗,及门亟还。问其故,曰:‘王门厮 役皆将相也,何必见王。’建储之议遂定。”

宋真宗时期,外患激化,澶渊之盟虽然暂时平定了边境危机,但澶渊之盟的签订,使赵宋天朝大 国的形象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辽的压力损害了天朝大国的威信,真宗在士大夫阶层的威信有所下降。在大臣相互攻讦的同时,真宗本人也受到了指责,民众产生了一 种怀疑和不信任的态度,有鉴于此,为了安定人心,重建自己天朝大国的威望,从大中祥符元年(1008年)起,宋真宗开始了“天书下降”、“圣祖临朝”的活 动,并把太宗时已纳入皇家祭祀的道教科仪进一步演变、扩大,使之定型化、普遍化。御用道教开始从民间道教中分离出来,并逐步走向成熟。为了保持稳定,宋真 宗也还是利用道教的舆论和神话来维持统治,将自身装扮成上天“赤脚大仙”下凡的神话形象。由于王位与道教的密切结合,道观的修建和道教经籍的整理也到达了 一个新的高潮。

在北宋皇帝中,对道教扶植最有力的是,宋徽宗的崇道措施,主要是这些方面:

1.编造“天神下降”的神话,自称梦见“老君”,要求他担任道教教主,令天下尽归“正道”。

2.大兴土木,修建道观,1116年,宋徽宗还在皇宫附近兴建上清宝宫,与皇宫相通,以便随时作法事,同年7月,下令全国道教名山、洞天福地普遍修建宫观。

3.为神仙人物加封爵号,如对玉皇、庄周、张陵、陆静修、陶弘景、真武、等赐以“真人”或“真君”等称号,并对山川河流也给予封赐。

4.仿照朝廷的官吏等级,设立道官,并有道学制度和道学博士,进行考试,初学者为道徒,以后每年考试,根据其考试的成绩分为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峙、志士等名号。

5.访求道教典籍,编成了《万寿道藏》。

在帝王的影响下,士大夫崇信道教是普遍的。以为首的王学和以为首的苏学都与道士过从甚密。苏轼除号“东坡居士”外,又曾自称“铁冠道人”,著有《解》,黄山谷着道服,更是盛传于世的美谈。他们著书立说,对道教义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北宋道教兴盛的同时,道教的理论体系也有了一定的变化,隋唐之际,由于炼丹术的发展,道教的外在形式比较重要,注重祭醮祈禳、符咒行术、炼丹服药。但 是自隋唐之后,士大夫阶层在社会思潮的推动下,以修身养性为根本,不太喜欢道教仪式的繁杂与过多的外在渲染,他们感兴趣的是归真返璞的老庄之学,明心见性 的禅宗之学及复性明理的新。

为了迎合士大夫的兴趣,在道教理论方面,许多著名的道士如陈抟、张伯端等从各方面发展了道教理论。

发展之一是提倡内丹成仙,陈抟著有《指玄篇》和《入室还丹诗》,根据天地方位、五行所属、阴阳交感、四时运行的道理,说明人以“身口为炉”、“以宫室为灶,默心修炼,就可以达到”真仙的最高境界,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炼神化虚,复归于无极,最后成仙不死。

北宋内丹学说的集大成者是张伯端,在《悟真篇》中他阐述了具体的修炼步骤,以诗歌形式总结了北宋之前的内丹方术,他主张从调整呼吸入手,而后精,再之就 是神,这已经涉及到了内丹学说最根本内容——“精、气、神”理论。精、气、神分别是炼习内丹的“三宝”,“精”是人身水液中的精华,是一种具有生命力的原 始物质;“气”是指具有推动运转作用的生命能量;“神”是指精神,三者中精的作用是化育,神的作用是觉知,主宰。

发展之二是提倡三教 合一。这种理论变化体现最为明显的是假托钟离汉和吕洞宾出现的事迹与著作,钟离汉和吕洞宾事迹在五代已经出现,但盛行于北宋,所谓的他们思想体现了三教合 一的特点,如《钟吕传道集》中,钟离汉对吕洞宾的说教中,反复强调,斋戒、休粮、断味、禅等等是道家的“小法”,“穷万物之理”,即格物致知是“大道”。 一些道教的书籍进而更加明确这种思想,“夫道,一而已矣,儒以修身,释以参性,道以了命。则三姓会聚,三花结顶,三五合一,若皈道而不知三教合一之旨,便 是异端邪说”,“三教之理,儒言存心,释言修心,道言炼心”。

内丹思想的成熟和三教合一的趋向,直接为南宋、金、元的道教发展铺平了道路。南宋、金、元时期道教发展最有典型意义的是全真教的兴起与发展。

全真教的创始人为王重阳,陕西咸阳大魏村人。王重阳原名王中孚,字允卿,生于北宋政和二年(1112年),他从小习读儒家经典,并按照中国知识分子常规 的发展道路,应试科举,但是没有成功,此时金兵挥戈南下,占领了北方,为了巩固金廷在中原统治地位,金人仿照北宋设立科举制度,并开设武举,王重阳弃文从 武,中了武举甲科,改名世雄,字德威。但是在社会动荡不安的情况下,武举为官的王重阳在仕途上并不顺利,只是一个小小的酒税小吏。在官场失意之余,王重阳 开始对道教产生兴趣,1159年,他正式成为道士,改名为王,字重阳,开始以传道为职业的生涯。他最初在终南山修筑了一个洞穴作为修炼的场所,称“活死人 墓”,1167年,王重阳的宗教思想开始成熟,他只身东往山东半岛,开始招收门徒传教,在文登、宁海、福山、登州、莱州收了马钰、谭处端、刘处玄、王处 一、丘处机、赫大通、孙不二七位徒弟,建立了七宝会、三教金莲会、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以“全真”作为教的名称。

1169年王重阳率领丘处机、刘处玄、谭处端、马钰四大弟子西归传教,在半道王重阳去世。其弟子在山东、河北、陕西、河南一带继续传教,扩大影响。

全真教的传教骨干大部分出身于知识分子阶层,因此在教义、理论的建设上比较完整,全真教的主要论著有:王重阳的《立教十五论》、《金关玉锁诀》、《授丹 阳二十四诀》;马钰的《丹阳真人直言》、《丹阳真人语录》;刘处玄的《至真语录》;丘处机的《大丹直指》。他们还用诗歌词诀的形式宣扬教旨,王重阳有《全 真集》、《教化集》、《分梨十化集》;马钰有《渐悟集》、《洞玄金玉集》、《神光灿》;等等。从这些著述可以看到全真教的理论发展特点。

第一,顺应时代潮流,宣扬三教合一。主张儒释道的核心均为“道”,实质上没有太大差别,王重阳的著作中,强调三教合一的比比皆是,“儒门释户道相通,三 教从来一祖风”,“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行貌理无差”。其弟子继承师风,论著中也随处可见此思想,“儒释道源三教祖,由来千圣古今同”(丘处机),“三教 归一,弗论道禅”(刘处玄)。丘处机在外修功行方面,吸取了儒家仁、义、礼、智、信等说教,作为全真教信徒行事的准则。在《寄西州道友书》一文中,他提 出:“舍己从人,克己复礼,乃外日用;饶人忍辱,绝尽思虑,物物心体,乃内日用。”又云:“先人后己,以己方人,乃外日用,清静做修行,乃内日用。”这种 内外日用的理论也就是儒道结合的理论,即道为内,儒为外,用道家的修性结合儒家的事功以达到追求的目标。还经常宣扬儒家的“仁爱”、“忠孝”理论,要求教 徒要有仁爱之心,讲孝道。

第二,以“全精、全气、全神”为成仙的最高境界。全真教把内丹学说向更完善的地步推进,北宋张伯端发展了过 去的内丹理论,将炼心炼气、修性修命结合。全真教继承张伯端理论,大都主张性命双修,而且有所发展,如普遍将炼心放到更重要的位置等。王重阳就说:“诸贤 先求明心,心本是道,道即是心,心外无道,道外无心也”。将内丹修炼的“明心”视为修道之精髓。主张性命双修,先性后命。认为人心具有真性,这种真性本身 是不生不灭、超越生死的,它叫元神、本真、真性等等。通过心性的修炼可以达到“全精”、“全气”、“全神”的“全真”境界,按照王重阳的描述,元神修炼最 高时,便有“阳神”出现而飞升仙界。

为了进一步扩大影响,使全真教达到“四海教风为一家”的局面,全真教开始寻求与政治联姻的途径, 这也是道教史上重大的一种变化,道教已经不再是纯粹的心理的寄托和生理的健身,也不再是纯粹的迷信和巫术,而是千方百计通过三教合一而成为统治伦理的一部 分,把信徒的思想、行为准则引向统治者的利益。

在全真教与王权的结合过程中,丘处机起了很大的作用,丘处机(1148~1227), 字通密,号长春真人,山东栖霞人。丘处机虽长期从事宗教活动,但对社会问题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他深知要使自己的理论有长盛不衰的生命力,必须要在实践中给 人们带来好处,而这种实践又必须要得到统治阶级的全力支持。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年),丘处机对金世宗“剖析天人之理,演明道德之宗”。这是丘处机首 次向最高统治者宣传自己的主张。1219年,丘处机接受之邀,以73岁的高龄,率领18弟子,不辞数万里艰苦跋涉,西行至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兴都 库什山)行营,在成吉思汗西征军行营内,丘处机与成吉思汗相处两年,多次论道,一是宣传“去暴止杀”,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元统治者对所征服地区人民所推 行的残酷杀戮政策;二是宣传济世安民思想,希望出现一个好皇帝,让人民过上的生活,蒙元政权要让百姓“获苏息之安”,真正做到“恤民保众,使天下 怀安”;三是通过宣传“三教合一”的理想,推动蒙元统治者在中原地区进行改革和推行汉化政策,加速了元代统一全国的进程,丘处机的论道,对成吉思汗及蒙元 上层集团人物的接受汉化起到了一种潜移默化的作用。由于丘处机为成吉思汗统一天下出谋划策,成吉思汗尊称丘处机为“丘神仙”,并予以一定特权,掌管天下道 教,一时间,全真教的发展进入了鼎盛阶段,修建了大批道观,以燕京为中心,遍及河北、河南、山西、山东、陕西、甘肃,以一个教派的力量重新编修《道藏》, 编成了7800卷的《玄都道藏》。

在蒙元统治初期,全真教与政权的合作关系良好,如丘处机的继承者尹志平利用全真教的宗教影响,使陕 西的抗蒙遗民先后归附,为蒙古统治者的南下铺平了道路;再如尹志平的接替者李志常得到元太宗和元宪宗蒙哥的信任后,为蒙元政权培养治国人才,教蒙古 的贵族子弟学习汉学。

全真教与政权能够合作,除了全真教道士的自身努力之外,还在于它作为宗教的特殊社会功能,也就是说,统治者需要 一种精神的影响来推进他的政治行为或军事行动。随着对南宋的军事胜利,蒙元统治者对全真教的扶植政策开始放弃,他们一方面担心全真教发展过于迅猛,威 胁到自身统治,另一方面,南方的统治比北方更为重要,而全真教的主要影响在北方,其政治倚重的价值不大了。因此在李志常掌教的后期,全真教开始衰败,首先 是与佛教的御前的第一次辩论,结果败在了少林长老福裕为首的佛教徒手下,其后在第二次辩论中,再次失败,全真教的一大批道经、道传被作为伪经而焚毁。

在元朝统一中国之后,道教系统中发展较好的是南方的正一道,正一道来源于符新旧各派,各派发展到宋元之际,在教义、法术上很接近,如净明道与正一道关系 密切,其道士到龙虎山学正一法,如正一嗣教吴全节自幼学道龙虎山,又在元大都崇真万寿宫从道士陈可复学雷法,并向东华派首领林灵真学道法,还修习内修南宗 的内丹法。而后,元统治者又任命天师掌管江南道教,正式形成了正一道。

正一道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以张陵后裔为教主,世袭“正一 教主”,由于张陵的第四代后裔据说迁居住于江西贵溪龙虎山,龙虎山成为了正一道的中心。第二,在组织上,是一种松散的联盟形态,即龙虎宗、茅山宗、太一道 等可以各自为政,承认天师道为大宗主即可。第三,道观规模小,戒律也不严格,道士可以娶妻生子,不住道观。俗称“火居道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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