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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刀中国货币超发接近极限时刻会导致崩溃

发布时间:2021-01-21 14:15:35 阅读: 来源:调节阀厂家

牛刀:中国货币超发接近极限 时刻会导致崩溃

中国经济已经走进死局,投资目前是负值,投钱越多亏损越大,这个投资已经毫无意义,都是过剩的产能。实业凋敝,必然导致失业率不断攀升,社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国货币超发已经接近极限,时刻会导致汇率崩溃或恶性通胀。中国贫富差距已经接近极限,再进一步扩大必然导致经济停滞。中国房价已经接近或超过美国,再上涨必然导致产业萎缩国民赤贫。不是经济还能发展房价就还能上涨,君不见中国以1/10的工资支撑1.2倍的欧美房价?

由高盛一手炮制的金砖四国如今全部陷入困境,现在,所谓新经济体已经面临整体性衰退,从此,再也无人谈什么新经济体了,就像1997年以后,再也无人谈什么亚洲崛起。

这四个国家经济衰退的景象,终于如期到来,已经越来越鲜明了。这四个国家曾经被誉为新经济体,他们一个共同点是,谁都不知道自己新在哪里,只依赖出口和投资搞出一个大泡沫而已。而这个泡沫只要美元回流就会破灭,这是被无数事实所证明的。当年的拉美,亚洲四小龙、日本崛起都是明显的例子,重蹈覆辙的事,偏偏有人愿意去干。

法国《费加罗报》5月31日报道,印度经济奇迹是否面临终结?印度,作为亚洲第三大经济体,经济正面临着下行的风险,主要表现在国内通货问题严重,以及市场信心的不足。据2012-2013财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统计数据显示,印度经济增长速度为4.8%,这一数字达到了十年来的最低水平,远远低于印度国内7%的通胀水平。有分析指出,如果今年7月到9月,印度经济继续走低,那么农业领域将会受到更加沉重的打击。

今年5月27日,深陷通胀之中巴西再次降息,这是没有用的。女总统迪尔玛?罗塞夫新政府的财政政策也逐渐明朗化,即:降息减税促投资。相关措施将于年底前启动。首先,到2014年使巴西的实际利率降至2%(扣除通货膨胀因素,目前实际利率约为6%),以加速投资。第二:鼓励中长期信贷。如购买企业中长期债券(如10年期),免缴所得税;银行向基础设施及住房项目贷款,可降低存款准备金率等等。第三:财政初级盈余达到GDP3%的目标,改革社会福利如退休制度。第四:减轻企业缴纳的社会福利税。第五:控制政府人员开支。第六:储蓄制度改革。第七: 继续控制雷亚尔兑美元涨幅过大。第八:继续向巴西社会经济发展银行(BNDES)拨款,加大投资力度。

巴西和印度一样,都是经济增长速度低于通胀率的典型模式,因为巴西在拉美泡沫的时候已经经过一场房价泡沫的彻底破灭,本次成为金砖四国就没有再搞房价泡沫,但是,因为金砖四国同属于出口加投资的模式,只要美元回流,经济必然走向衰退。这是经济规律,是不可抗拒的。

中国经济已经走进死局,投资目前是负值,投钱越多亏损越大,这个投资已经毫无意义,都是过剩的产能。实业凋敝,必然导致失业率不断攀升,社会问题会越来越严重。中国货币超发已经接近极限,时刻会导致汇率崩溃或恶性通胀。中国贫富差距已经接近极限,再进一步扩大必然导致经济停滞。中国房价已经接近或超过美国,再上涨必然导致产业萎缩国民赤贫。不是经济还能发展房价就还能上涨,君不见中国以1/10的工资支撑1.2倍的欧美房价?

叶檀:企业家与商人才是城镇化主角  城镇化需要由商人、企业家拉动,政府只能起到辅助作用。  到一西部小城,新区内空空荡荡,圈了很多地建了一片房,在低矮平房中间的坑洼地带,聚集着还算热闹的大排档夜市,坐着十几个人。当地农民年均纯收入8000元左右,国企职工月薪4000元算是铁饭碗,大家挤破了头拿出数万元“人头费”,想进国有煤炭企业,虽然现在煤炭行业并不景气,煤炭企业已经人浮于事。  这样的小城市需要大拆大建进行土地城镇化,还是等待经济增长之后自然城镇化?  山西大同原市长耿彦波离开大同,留下一地争议,赞之者称之铁腕整治大同,使大同旧貌换新颜,是“大同历史上最能干事的市长”,旅游与文化城市雏形已现;毁之者称其只要政绩,给城市留下数百亿负债,并且强拆强建不顾民生。  这样的讨论在学界屡见不鲜,一些学者虽然主张城市化应该由市场主导,却津津乐道于几十万亿的投资,农村人成为城市人之后数倍的消费增长。潜意识中已经转向政府主导与大拆大建模式。  城镇化主要是人的城市化,城镇化讲究的是资产负债表的平衡,与城镇化过程中提升经济的边际效率有多高。这些任务不是政府能够完成的,必须由市场的力量主导。  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商已经成为造城运动中的主角。以往的乡村在开发商的手下,已经成为重要的商业、旅游重地。以海南陵水等县为例,原先的农业生产区现在已经成为国内最重要的旅游地之一,清水湾畔散落着面积动辄数千亩的大盘,边上已经由政府与开发商配套建成了轨道交通,医院、学校与热闹的商业街,这一趋势还在长白山、西双版纳等地蔓延,开发商选择并打造了中国旅游地产,进而成为中国旅游胜地。  商业地产同样如此,不要说万达、绿地这些大型的CBD建造者,笔者曾经与遍布各地的义乌小商品城(行情股吧买卖点)的某些开发商交流,他们在进入某个城市所做的尽职调查,包括当地领导人的任期与信用,当地民间商业的集聚点在什么地方,物流条件如何,以及当地的人均收入与消费能力,更重要的还有,拿地的价格是多少,商铺的潜在买家有多少。多年的开发经历使这些开发商拥有一支敏感的调查团队,甚至能够通过当地多数人的餐桌看到消费水平,结果八九不离十。  除了开发商之外,企业家所起的作用不可或缺,企业集聚、实体经济兴旺之地,往往是城镇化疾速推进之地。企业需要人才,需要就业者,出口大发展时期的东莞、昆山,就是经济高速发展自发形成的经济大镇。  对于中国正在艰难转型的城市而言,纽约、硅谷等旧富新贵没有借鉴意义,正在转型中的底特律则大有异曲同悲之妙。这个城市既有破败的老城区,也有新兴的富裕人群集中的北部郊区,这座汽车(行情专区)上的城市通过税收优惠吸引企业进驻,规划成为新型汽车的研发中心,金融危机在摧毁传统制造业的同时,也逐渐摧毁了当地效率不占优势的高价工人,人口结构逐渐改变。  4月16日,英国《金融时报》声称,底特律的市中心正在恢复元气,得益于其所处的中心位置和价格适中的房产,以及效率和生产率的提高。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在底特律市中心居住的年轻人当中,逾40%是大学毕业生,相比之下,整座城市的这一比例是11%,密歇根州是29%,全美是31%。  中国一些无实业支撑的鬼城崩盘,而另一些地区正在撕下鬼城标签,如郑东新区,人口、商业已经度过孕育阶段,中部经济的发展为此地带来生机。  在城镇化过程中,政府需要做的事很多——打造相对透明、有信用的商业环境:建立城市整体规划,使城市能够在开发商手中重建的同时还能保持本地特色:央行控制金融杠杆,保证债务不至于崩盘,而又能让高效的企业获得廉价贷款:建立严格的环保与税收制度,使城镇化不带毒素。当城镇中的人口需要时,提供便捷的公共交通。  以目前的年度固定资产投资规模计,未来十年城镇化总投资40万亿并不是一个大数字,可以带来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前提是,城镇化的投资主体是自负盈亏的企业而不是政府,政府坚守基本的底线规则保障城镇化的质量。(每日经济新闻)

陈锡文:三农问题是城镇化进程中最大的问题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  陈锡文  一段时间以来,全党全国人民形成了一个共识,科学地推进新型城镇化,对于带动国内经济增长、解决我们发展当中的一系列问题都有巨大的作用。  城镇化是重要问题,但三农问题也是我们全面建设小康进程中最艰巨的工作任务。  把最强大的动力和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结合在一起,并处理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对中国的改革发展、实现全面小康、推进现代化,乃至实现中国梦,都很重要。如果处理不好,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麻烦。  因此,城镇化进程中的三农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中央对处理好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问题高度重视。李克强总理在新当选之后的记者会上讲了这么一句话:新型城镇化要和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城镇化进程中要保住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保证人民利益。他提出的“三保”原则,应该就是城镇化过程中关于三农问题的重点。简而言之,就是要解决好“粮、地、人”三件事。  农产品(行情股吧买卖点)供应必须跟上城镇化的步伐  首先要处理好的就是城镇化进程中的粮食供应问题。  从2004年始至2012年,国家的粮食产量连续9年增长,这在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  2003年,我国粮食总产量只有8613亿斤,去年达到了11791亿斤,增加了3178亿斤,每年增加350亿斤。这在过去难以想象。可以说,过去的10年,是我国历史上农业发展最快、农村面貌改变最快、农民得到实惠最多的时代。但在未来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粮食等重要农产品能不能保持持续的增长。  过去这些年,由于经济快速增长,一方面农业在增长,另一方面又出现了供给的增长赶不上消费的增长,供求之间的差距实际上比以往更大了,突出地反映在这几年进口农产品明显增长。  2012年,我国进口的粮食首次突破了8000万吨,达到8240万吨。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其中,进口的小麦、大米和玉米近1400万吨,大豆5838万吨。  中国现在成了大豆第一进口大国,全球每年大约用于出口的大豆也就一亿吨,去年我们进口了5838万吨,接近60%。而去年国内大豆的产量是1320万吨,进口5838万吨,自给率不到20%。国际上大豆价格一涨,国内大豆价格就得涨,连带着植物油价格、饲料价格、肉禽蛋价格一起都涨。应该说,我们口粮的自给率仍然在97%以上,但如果算上大豆,我们粮食的自给率则低于90%。全球耕地有效面积是213亿亩,我们国家是18.2亿亩,占全球耕地比例不到9%,生产粮食占全球粮食总量大约22%,保证了全球16%人口的口粮。  下一步,随着城镇化的加速,农业的任务非常艰巨。一方面是粮食产品供给的不足,另一方面就是需求增长过快。  进入新世纪(行情股吧买卖点)后,经济快速增长,带来人民生活水平的明显提高,消费需求从数量到质量再到安全,都有非常大的提高。此外,粮食的工业用量也在大幅增长。最后,城镇化过程中,大量的农民转成市民,其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很大变化,每年1700万人进城之后,农产品的生产转成了农产品的消费。与此同时,城乡居民对于农产品的消费数量差距非常大,仅以2011年的情况看,农民每人每年平均消费的粮食大约是120公斤,城市居民为80公斤,但对其他农产品的需求,城市居民明显高于农民,例如,对新鲜疏菜的需求,城市居民比农民高出28%,植物油高出24%,肉类高出51%,家禽高出136%,禽蛋高出87%,水产品要高出两倍……而这些都需要大量的粮食进行转化。  总体来看,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需求还在增长,缺口也在那儿摆着,下一步我们要努力提高自己的产能,这就需要基础设施,需要科技,需要经营体制的创新,需要国家保护,需要形成完善的农产品体系。  征收农民土地最复杂、最敏感、争议最大  中央的要求,是要坚守18亿亩红线。但地只有这么多,在城镇化进程中,既要按照要求严格保护耕地,同时又必须想办法去满足各个方面用地的需求,在此情形下,确实面临着土地制度多方面的改革,土地制度改革是个大任务。去年年底,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关于提请修改土地管理办法的提案,并已经上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  怎么把握住改革的基本方向,这是当前的重要任务。任何一个国家,不管是什么样的所有制,土地制度一定是要保护产权人的权益;但是,土地的利用必须服从政府的用地制度,这样才能构成一个完整的土地制度,而且土地权益人的权利及政府对土地利用管制的力量,两者之间必须对应。如果有偏颇,政府的力量过大,土地权益人的利益就要受损。  土地制度改革要把握的一条是必须保护好土地权利人的合法权益;但如果只讲土地权益人的权利,爱怎么用就怎么用,那这个国家非出问题不可。因为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土地都是有限的资源。只有在符合土地利用规划的前提下,土地权利人的权利才受到保护。平衡线在哪里,要制定科学的规划。  从2003年开始,国家强调要控制征地规模。2003年,国家下达的征地指标是300多万亩,但今年已经提高到了830万亩,征地规模实际上在不断提高,但还是不够。地方领导最恼火的就是征地指标不够。于是,他们就把目光转向了农村,转向了农民的土地。这是现在最复杂、最为敏感的问题,争议也最大。  能说出来的理由很充分:第一,农村土地利用不合理,浪费太严重;第二,既然征用了,农民也能得到较高的补偿;第三,农村发展成城区了,城市发展用地也来了。这看似皆大欢喜的事情,但最关键的问题在于,土地产权人的权益与国家对土地管制之间的矛盾。  2008年之后,全国各地已经在用各种各样的理由到农村进行大规模的拆建。将农村的建筑拆了盖新房子,把农民集中起来居住,再上楼,节约出建设用地。对于农民来说,不花钱或少花钱就能住上新房是最好的,很多农民也是愿意的。对于政府来说,它拿到了地。现在的问题出在哪里呢?国家法律明确规定,建设用地必须符合规划。但节约出的新增用地,用地指标挪过来,这等于是在国家计划指标之外又新增指标。到底行不行?现在还在试点。  明明说是试点,但现在全国各地各级党委政府自己都在搞,例如小城镇建设、新型社区建设。有一个省启动了一个大项目,拆了村庄13万亩土地,涉及百多个村庄,花了450多亿元。但这个省实际上获国土资源部批准的增减挂钩指标只有6万亩。像这样的情况全国到底有多少,不知道,但各地现在的规模已经非常大。建设用地到底怎么办,确实是个大问题。  农民进城后必须解决的4个问题最后是“人的城镇化”问题  目前,中国“人的城镇化”即城镇常住人口已经占了52.6%,但户籍人口才35.3%,两者之间的差别很大,如何解决差别,难度非常大。  未来城镇化加速,必须要解决如下四方面的问题:  第一是就业。在就业问题上,我们必须要看清,90%以上的就业靠非公经济来解决,国有经济每年新增的就业机会非常少,因此,要让农民增收,实现真正的城镇化,就一定要营造一个更加有利于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环境,才能给农民或者市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  第二是住房。农民进城之后,不管有没有房屋产权,但至少要有一个可以常住的地方。根据有关部门统计,进城农民工住在用人单位提供寝室的占52%,住在城乡结合部农民房的占47%,自有住房只占 0.7%,缴纳了住房公积金的农民工仅3%。  第三是社会保险。目前,农民工缴纳了城镇养老保险的比重是16.4%,缴纳了城镇医疗保险的比重是18.6%,缴纳了城镇工伤保险的比重是27%,缴纳了失业保险的比重是9.4%,整体的缺口很大。  第四是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在上海、广州、深圳等地调研发现,区县以上分管教育的官员都非常头疼,有的地方,农民工子弟占比已经过半。现在的问题不是钱的问题,而是没有土地(建那么多学校)。而且,解决了义务教育阶段,高中阶段怎么办?要解决好这些问题一定要开动脑筋。过去,很多该管的事没管,现在不管不行了。  总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城镇化取得的成就非常大,城镇化率从1998年17.8%增长至如今的52.6%,非常了不起。到2030年,中国的人口达到15亿,城镇化率达70%,30%即近4.5亿人口留在农村。在这个城镇化推进的过程中,怎么能把三农问题解决好,是最大的问题。(中国经济周刊)

排斥中小微企业只能换来畸形城镇化  原本计划上半年出台的新型城镇化中长期发展规划迟迟未与公众见面,引起诸多猜测。如何避免新一轮城镇化沦为房地产(行情专区)化?如何将推进城镇化与扶持中小微企业有机结合?就新型城镇化中的诸多问题,《中国企业报》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国际战略所副所长周天勇。  要为中小微企业预留空间  《中国企业报》:近来记者得知,有的地方在推进城镇化的过程中造成企业被迫外迁,财政收入下滑。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周天勇:城镇化过程中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城镇化以后人在哪儿就业,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城镇化过程中过早提出城市的国际化、现代化,引进沃尔玛等特大超市,这可能影响小店、小商、小铺,对就业形成比较大的影响。  二是一些老城有一些游商,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市容的建设,有可能把这批就业也给清理出去了。  三是很多城镇化朝着拉大框架、建立新城方向发展,很可能建立一些行政中心、高尔夫球场,但是里边没有小微企业、中小企业,新城变成空城。  四是一些地方重视开发区、工业园区的配套建设,这些配套建设中,主要是一些大企业入驻。这些大企业解决就业的功能比较弱,没有实现中小微企业和城镇化互动。  现在这种城镇化倾向非常严重,不是个别现象。最后会造成城镇化以后表面上鲜亮,实际上就业空间狭小,人气不足、活力不足。  新的城镇化过程中,基本上没有给小微企业做规划。土地价格越来越高,企业也迁不进去。  《中国企业报》:应该如何避免这些问题出现?  周天勇: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要把城镇化过程和建设创业型城市结合起来。  城镇化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解决就业,解决就业的一个重要方面是鼓励全民创业,以一带五、以一带十等,所以说,小微企业的发展是非常关键的。  第二,在城市建设过程中,要给游商、摊贩等提供时间段、固定地点,留有余地和空间。要给小店小铺留出余地来,包括一些小的制造企业,要给他们专门划出空间,专门规划,土地优惠。  第三,在体制上要结合中央对简政放权的要求以及对工商注册制度改革的举措,对一些小微企业实行非登记备案制度。有些个体户他先干,告诉一声就可以了。不要在场地要求上过严,比如说大学生毕业了,他搞个网店,搞个服装设计,搞个动漫,在家里就可以干了,不一定非要求他到写字楼里去。  也就是说注册登记制度要进行大的改革,允许非登记备案制度企业的存在,简化小微企业的注册、登记、审批程序和时间,降低注册成本,限定办结时间。更多地取消许可、资质检查、年检。  第四,执法要规范。不能搞有罪推定,就是说没事去检查骚扰。避免运动式执法,比如说一家出事,全行业停业整顿。执法要尽量减少骚扰,现在街道、消防、安全都去检查,很多实际上是去吃拿卡要。  根治房地产化难题  《中国企业报》:国家发改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主任李铁最近表示,目前地方政府对于城镇化的认识有误区,加大了城镇化的推进难度。在你看来,如何避免新型城镇化沦为新一轮造城运动?  周天勇:发展规划由谁来制定很关键。由政府来制定的话,就是拉大框架、扩大面积,搞一堆建筑物,把房地产商引进来,最后成了土地财政和造房运动,这样的城镇化是有问题的。  科学的城镇化要形成以下几个方面的统筹:  首先是要实现城镇化和市民化的统筹,物的城镇化和人的城镇化的统筹,城镇化应该包括市民化。主要是教育、住房、医疗、养老等。  建设创业型城市与推进城镇化建设相协调。城镇化建了一堆房子,没有人创业,没有人创新,没有地方就业,城市就没有活力了。  地下基础设施的城镇化与地面建筑物的城镇化相协调。不能建了个城市,地面很光鲜,搞得挺热闹,一场大水就淹死人,污水处理不了,周围一堆垃圾,这就不行。  房地产化其实是体制问题。很大一个方面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关系问题。现在很多正规收入65%左右都集中到了中央,下面四级政府只有35%左右的收入,如果营改增后,这种局面会更糟。现在地方融资平台又管得很严,再一个收费如果中央政府开始大规模清理的话,卖地的冲动会越来越大。  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上,县市一级没有固定的税种,它就卖地。所以,应当设立一个新的税源,我个人认为,应该尽快开征房产税,用房产税或者房产交易税来替代土地出让金,把土地出让金废除,从而避免地方政府的卖地和房地产化冲动。土地出让金是不可持续的,房产税是持续的。二者征收对象不同,土地出让金主要剥夺农民和没有房子要买房子的人,房产税是向有房子有财富的人群征税。  但是房产税开征有几个条件:第一,要尽快建立房产的联网制度;第二,70年的使用权太短,应该延长年限;第三,对近几年的高的土地出让金要进行退税,买房子已经交了一笔税,再征房产税就会产生重复征收,要设计一个退税制度,逐年退回;第四,对失业、退休、低收入的人群实行特殊政策,税收减免。(中国企业报)

厘清建设新型城镇化的误区  在城镇化进程中,需要土地,但现有的土地制度已经成为制约城镇化的重要因素。如何破解城镇化进程中的土地制度制约?如何解决农民进城后的落户问题?如何解决先有工业化后有城镇化的问题?  近日,在由清华大学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和河南大学经济学院联合举办的第三届统筹城乡发展论坛上,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几十位知名经济学专家学者给出了自己的建议。  土地制度成就世界工厂  “我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比较快的原因,是由于有劳动力的廉价优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农村研究部副主任刘守英介绍,我国农村土地实行集体所有,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农村土地转成城市土地一律实行征地,即按原有用途进行补偿,收益主要由政府获得,这种模式的好处是短期内保证了中国的快速工业化进程。  刘守英说,从2000年到2010年,我国综合(行情专区)地价涨了300%,商业地价涨了308%,居住地价涨528%,但工业地价才涨了71%。“短时间内形成世界制造工厂的原因是,我们用最稀缺的土地,以非常低的价格保证为世界生产价值最低的产品。”  “再有就是城镇化。”刘守英说,2000年以后,城镇化的加速也是靠这套独特的土地制度,即城市用地靠土地的资本化。这样的模式短期内保证了中国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但这是不能长期维持的模式。  土地财政制约了城镇化发展  “城镇化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就是土地财政问题。”山东大学学报主编、消费经济研究所所长臧旭恒表示,土地财政把政府和房地产开发商的利益捆在一起,尤其是把地方政府和盲目性开发商的利益捆在一起;土地财政是导致高房价的基本原因之一,土地成本占到房价的50%以上;土地财政是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利益博弈的结果。  臧旭恒说,改变土地财政首先要解决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利益分配问题,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源问题;其次是转变地方政府的功能,把地方政府从承担经济发展中的职能中解放出来,不再考核GDP.  土地制度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障碍  “现有土地制度已经成为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障碍。我国家庭农场成本高,主要是源于现有农地使用权的零碎分割制度。”河南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中原发展研究院院长耿明斋说,按照现在的土地制度,以土地流转的方式来办一个家庭农场,这个家庭农场只有达到100亩地,其得到的纯收入才能大概和打工的收入相当。  原因即在于成本特别高。耿明斋说,全世界现代农业生产组织的主体形式都是家庭农场,而真正有效率的家庭农场又一定是“自己种自己的地”。  耿明斋认为,要破除这个障碍,要实行土地制度的再次改革;要允许农村的建设用地进入城市房地产市场,从而大幅度增加商品房供给;农用地转非农建设用地,要通过市场交易抬高价值,从而实现城市建设用地的集约化。  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城镇化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赵学增说,城镇化的基础是工业化,推进城镇化的道路选择只有工业化,没有工业化也就没有城镇化。“从欧洲城镇化形成的历史过程来看,城市大致分五大类:古代城市、商业城(行情股吧买卖点)市、工业城市、交通枢纽和港湾城市以及巴洛克城市。必须搞清楚我们的城市属于哪一类,然后再根据城市发展的规律进行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认为,城镇化最大的问题是解决户籍限制,让进城农民工有活干,而不是建很多小城市。  “目前,我国的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教授蔡继明认为,我国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但还保留着至少40%—50%的农业人口,这说明我国的城镇化是滞后的。“多年来,人为设置了户籍制度、土地制度、就业、社会保障、医疗教育等障碍,没有把进城落户的农民变成市民。”  “改革户籍制度和土地制度是城镇化能否成功的关键。”赵学增建议,在城镇化过程中,要注意去掉中国城市的行政色彩,删除城市的等级制度,让城市之间拥有平等的身份;要改变政府主导型的传统城镇化模式,并向市场主导的新型城镇化模式转变。(中国经济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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